海上花列传与繁花之比较研究

蔡咏

摘要:本文结合张爱玲翻译的国语本《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对《海上花列传》和《繁花》两部小说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聚焦小人物的市井叙事、对理想爱情的解构是两部小说的两个相同之处;文本背后潜藏的情绪各异是两部小说的不同之处,《海上花列传》更多表现为生存、情感和身份认同上的焦虑情绪,《繁花》则主要透露出对生命易逝怀有的悲凉情绪。

关键词:海上花列传;繁花;市井叙事;解构;情绪

一、相同之处

(一)聚焦小人物的市井叙事

韩邦庆写于清末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与金宇澄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繁花》相隔百年时光,前者描写清末中国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在无穷无尽的酒局中以各色妓女与嫖客间的爱恨情仇为剧情主线,尤以沈小红、黄翠凤、李漱芳、周双玉这些个性鲜明的妓女为小说的戏眼。并涉及当时的官场、商界及与之相链接的社会层面。《繁花》则讲述上海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社会生活,以沪生、阿宝、小毛为三个串联起全书的核心人物。从文学派别来说,《海上花列传》与《繁花》同属海派文学,以上海为故事发生地,同用吴语方言写作,都充斥着大量繁密的对市井生活内容的复现性描写,叙事都很简洁,摒弃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不过多表现人物心理活动,两部小说通篇绝大部分为人物一来一往的对话,可谓有叙述者比人物知道得少的外聚焦叙事的风范与神韵,这些基础性的共同点是对两部小说进行文本比较的大前提。

两部小说基础性的共同点中首先又以大量聚焦小人物的市井生活描写为一大特色。《海上花列传》中通篇不绝于读者眼前的内容是无穷无尽、名目繁多的各色酒局,朋友间闲来小聚、为某位嫖客饯行、生日、妓女迎财神、掉头(搬换场地)等都是可以组局的名目,这类酒局一般会招来妓女助兴,称作“叫局”,妓女可在台面上弹奏演唱自己擅长的曲目以博得客人欢心,谈笑代酒更不在话下;寻欢作乐、行酒令、听戏、吃大菜、烟茶二事和打牌是这些嫖客的常规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坐马车、看焰火、逛洋街、黄埔滩、静安寺这些户外活动,整个一幅华靡至极的洋场生活画卷,而对这幅生活画卷的描绘又用各色妓女、嫖客这些世间小人物串联起来。嫖客方面有来上海做官的王莲生、精明的药材店老板洪善卿、进城寻找发财机会的赵朴斋、雅好文墨的尹痴鸳、嗜赌的李鹤汀、小商人庄荔甫、也包括有钱有势的史三公子、齐韵叟、赖公子等;妓女方面有泼辣的黄翠凤、沈小红和周双玉、宅心仁厚的周双珠、怯懦被动的张蕙贞与李漱芳、天真烂漫的李浣芳等。

《繁花》在对市井生活的描写方面与《海上花列传》不相上下,包括朋友间的聚会、谈生意、庆生会、拜师门、太太们的茶会等各类名目繁多的酒局,其中又以老板娘李李经营的饭店至真园和老板娘玲子经营的饭店夜东京为主场,在热闹的酒局上展开对各色人物的雕琢可谓方便至极。除了名目各异的酒局、饭局外,书中出现过的市井娱乐活动还包括:结伴春游、看电影、听沪剧、夜半浪游、收集邮票与制作船模、收藏青铜器、跳舞等,而这些活动毫无疑问也都是属于各色都市男女的娱乐活动,包括出身军人家庭的沪生、出身民族资产阶级的阿宝、出身工人阶级的小毛、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蓓蒂以及市民家庭的姝华,[1]还有饭店老板娘李李和玲子、弄堂邻居大妹妹和兰兰、外贸公司职员汪小姐和梅瑞、各路老总等。

《海上花列传》和《繁花》中的各色人物虽然阶级、性别、性格、经历、学识和财力地位不尽相同,但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到历史长河的尺度上去考察,他们不过是社会中的平凡小人物,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罢了,两部小说通篇以叙述他们在时间烟尘中的市井生活、人生悲歡为中心,聚焦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不仅是对海派文学书写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更是一种对宏大叙事的反抗、对日常生活的回归。在这两部小说的文本中,市井生活的种种细节被赋予了无法被轻易取代的意义,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不过改换了时间、地点、人物和剧情,聚焦小人物的市井叙事彰显了饮食男女“食色性也”这一太阳底下永恒不变的主题。当浩浩荡荡的历史奔驰而过,生存在它车轮之下的个体难免被宏大话语所忽视和碾压,而聚焦小人物的市井叙事无疑是对人间烟火和每一个小人物个体的一种珍贵保存和保护——历史的宏大话语自有其无法取代的价值,但这不能成为其压倒一切的理由,市井中每一个小人物的生活细节与人生悲欢也自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不应被忽视。

(二)对理想爱情的解构

在聚焦小人物的市井叙事这一共同点之外,对理想爱情的解构是这两部小说另一处显著的相同之处。通过写妓女和嫖客间的故事,《海上花列传》展现出的和以往才子佳人小说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对传统理想爱情的质疑和解构,是一次对世俗人情的回归,也是对建立于金钱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的一次审视。

纵观书中大部分妓女和嫖客,不论爱多爱少,利益的计较是始终存在的,主要是金钱利益和道德代价两类。文中最接近于传统才子佳人理想爱情模式的是李漱芳和陶玉甫这对怨侣,他们之间有一定真感情存在。漱芳知道自己难嫁玉甫而忧思成疾,她生病期间玉甫心急如焚,悉心照料,她去世之后玉甫更是无比悲恸。但漱芳去世的根源在于玉甫对她的爱还不足以让玉甫冲破正统伦理施加给他的道德压力、迎娶漱芳为正室大太太,这份道德代价他牺牲不起,他无法娶她,这对情侣的遭际是作者对理想爱情的祭奠和怀念,这是计较的第一例,关于道德代价。沈小红对王莲生究竟有几分爱意很难说,即使她在知道王莲生另觅张蕙贞后暴打了张蕙贞一顿,但这种反应结合她很少给王莲生好脸色、暗地里姘戏子这些行为来看,更多是一种利益受到威胁后的自卫反应,还趁机逼迫王莲生给自己还债。同样,作者自己也坦言写黄翠凤处处有一钱子刚在内,可以推测黄翠凤的心意更偏向钱子刚,罗子富只是她物色来给自己赎身的金主。陆秀宝缠着只见过几次面的赵朴斋给自己买戒指否则便不给他好脸色看更是赤裸裸的急功近利,这是计较的第二例,关于金钱利益。周双玉和朱淑人则是金钱利益和道德代价结合的例子,朱淑人服从于家庭权威给他安排的迎娶大家闺秀的婚事,放弃了自己心仪的周双玉,周双玉得知朱淑人的背弃后先是大闹一场,以假冒的生鸦片汁逼迫恐吓朱淑人和她同归于尽,而后洪善卿带来一万元的赎身加安排另嫁他人的条件,她便欣然接受。

《繁花》的文本之中也显示出对理想爱情的解构态度,一切皆系于金钱与利益。沪生同时和白萍与梅瑞两个女子交往,最后选择和白萍结婚只因女方有房子条件好,婚后白萍便出国一去不返,沪生便一直维持着此种名存实亡的婚姻。梅瑞在发现条件更殷实的阿宝后也果断和沪生分手,选择去追求阿宝,不料阿宝心思难以揣摩,只好作罢。阿宝心里一直爱恋着少年时期的邻居蓓蒂,不料后来蓓蒂和阿婆一起神秘失踪,从此失去联络,阿宝后来和雪芝、小珍也因家庭原因分手,此后阿宝便在梅瑞、李李、汪小姐等一众女子身边流连却始终不结婚,阿宝对蓓蒂的怀念最具理想爱情的味道,少年时的初恋至美而纯真,然而这段理想爱情最终无疾而终,是作者对理想爱情的一次追忆与祭奠。梅瑞母亲多年后和年少时的恋人重逢,本以为能幸福地共度余生,不料生意做败,最终梅瑞母亲撇下女儿、丈夫和父亲携余款独走异乡,爱情的理想在这里被拆解。陶陶倾心于温柔顺从的小琴,本以为遇到了此生真爱,和原配决裂,坚决要和小琴在一起,不料在看过小琴日记后发现她不过是看上了他还不错的身家、想同他结婚,心里却一直爱着她的情人大江,理想爱情之梦再度破灭。

传统的理想爱情很大程度上对爱情做了一定的美化与修饰,在真实的人生里,在爱之前,或者说在爱情里面,人们很难做到不斤斤计较,爱情的真相更多是自私、俗气而琐碎的,关乎金钱利益与道德代价,无私高尚、不计代价的爱情之所以频频被书写就是因为这种爱情在真实的人生里恰恰是缺乏的。两部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很少有寻得此生真爱的,就算个别找到的也无疾而终或被证明不过是一场错觉和幻梦。因此,韩邦庆和金宇澄这两位作者可以说是很清醒和很有勇气的,他们看破了这种理想爱情的迷障,并通过笔下故事的书写直面和展示了这一真相。

二、潜藏的不同情绪

(一)《海上花列传》中的焦虑情绪

《海上花列传》中更多充斥的是时代症候下个体与群体的焦虑情绪。嫖客叫局的制度化、妓业的规模化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交方式除租界区的性质特殊外,还必须有嫖客的欲望作为支撑,而欲望自匮乏而来,匮乏导致焦虑。

整个故事发生在上海繁华的英国租界区内,但在租界之外,家国飘摇,国也不国,一片颓败,两相对比,无形中给国民造成极大的压力。整本小说在无尽寻欢逐乐的背后,在无尽烟酒嫖赌的重复之下,是对当下本能欲望的最大满足。在晚清末世之下,由于自身前途和国家命运带有许多不确定的未知因素,现有的一切将来不见得还有甚至会失去更多,因此人会感到生存的威胁和匮乏,而不安和匮乏一旦积聚到一定程度人在情绪上就会表现出焦虑,必然寻求宣泄的出路,于是终将这种匮乏化作了在当下及时行乐的欲望。但欲望的一时满足终究解决不了焦虑的症结所在,反而是对身体和钱财的剧烈损耗,于是陷入恶性循环,才有了这无尽的寻欢作乐的重复,越焦虑越寻欢,越寻欢越焦虑。处于强势的男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处于弱势的女人了,因此就广义来说,这种情绪也包含妓女的情绪在内。

具体来说,第一种是生存的匮乏和焦虑感,分为商人经商逐利的焦虑(如买办庄荔甫一出场就向洪善卿打听有没有可以销货的买主,韩小云因结识了齐韵叟能拿到不少生意感到庆幸,妓院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沟通各界,促成生意,生意做得好俨然已是生活中一档重要的事,)和妓女间抢夺嫖客的焦虑(如沈小红得知王莲生另做一个张蕙贞后将张蕙贞暴打一顿、周双玉周双宝同门之下的争风、黄翠凤用计抢走蒋月琴的老客人罗子富并连番敲罗子富的竹杠),都直接关系到经济利益。正因为他们觉得眼前的繁华只是暂时的、不确定的所以才要抓紧现下的每一个机会敛财以备将来之需,所以才会肆意行乐,满足当下的欲望,归根到底是生存的匮乏感造成的焦虑。第二种为情感的匮乏和焦虑感。如王莲生想娶沈小红一直未成,于是另做个张蕙贞试图化解这种情感焦虑;李漱芳陶玉甫、朱淑人周双玉有爱而终不能成为眷属,李漱芳忧思成疾终殒命,周双玉对朱淑人失信不娶反应强烈,竟弄出“逼死”的惊人之举的背后都潜藏着深浓的焦虑情绪。第三种是身份认同的匮乏和焦虑感。妓女介于妻子和情人之间,在传统伦理之外,她们缺乏一个被主流社会承认的身份去进行自我认同,因此,以李漱芳、周双玉和赵二宝为代表的妓女群体的夙愿就是嫁给中意的客人做太太,她们有很强烈的身份认同匮乏和焦虑感;男人也有在商人、政客、文人和嫖客间身份的转化和认同矛盾,加之国家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也不国,各方势力充斥,一个颓败的国家无法让它的国民感到安全和信任,当时人对自己国民的身份认同也存在匮乏和焦虑感。

因此,这种繁华无疑为畸形的繁华,租界不受清政府法律管束,妓业繁荣,实则是殖民国利用国人这一由匮乏而来的欲望为其创收,是一种间接的经济掠夺。“妓院是畸形的近代社会的一种畸形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妓院可以称得上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因而它是各种人物充分表演的最好舞臺”[2]妓女、嫖客所感到的焦虑情绪虽然有一定特殊性,但租界区是内外、新旧势力交锋最激烈的场所,放置在国家的大背景下考察,这种焦虑情绪也具有了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从中可以一窥当时国民的心绪。整部小说眼见颓靡消沉之势却又束手无策的无力感是和孱弱败落的国运分不开的。可以说,这一狎妓之风是晚清半殖民地半封建末世的畸形时代症候下个体和群体对生存、情感和身份认同感到和匮乏和焦虑的一种外在行为表现。

(二)《繁花》中的悲凉情绪

《繁花》小说文本背后的情绪则导向悲凉。虽然《繁花》中也有许多酒局,但密度要略低于《海上花列传》,时代环境也已经要好于动荡飘摇的清末,因此在焦虑情绪之外,《繁花》文本主要呈现的是另一种情绪,如果我们从作者对人物结局的安排切入考察可以发现端倪。就《海上花列传》来说,黄翠凤成功利用罗子富给自己赎身并趁机敲诈了他一笔巨款;沈小红和赵二宝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客人,但若尽力潜心,往后维持基本的生意该是问题不大;周双宝和周双玉先后嫁人;张蕙贞被王莲生抛弃之后该是会重操旧业;李漱芳是全书唯一一个被作者写死的人物,带着无法嫁给陶玉甫的怨念含恨而去,其他妓女和嫖客作者基本都做了开放式处理,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也给现实留下了一点温存的余地。而《繁花》对人物的处理则不同,更为悲观一些,阿宝的初恋蓓蒂早已和阿婆在多年前神秘失踪,阿宝也因此怅然若失,一直单身;小毛的妻子难产而亡,小毛自己也因病英年早逝;梅瑞因和小开的生意做败,千金散尽,无限潦倒;老板娘李李最后看透红尘,选择出家遁入空门,她的饭店也由此人走茶凉;陶陶的情妇小琴因乐极生悲不慎摔下阳台身亡。性别、阶级、财富、地位、学识和经历各异的人都难逃悲惨的结局,这直指生命本身的悲凉,人匆匆到这世上一趟,寻欢作乐、极尽享受之能事,却都难逃一死,只是早晚的问题。除了在人物的结局上透露出悲凉情绪外,作者在几处物象描写和人物台词中也早埋下了悲凉的种子:他借阿宝之口说:“花开得再兴,总归是谢的”;他借沪生之口点出“蟋蟀再勇敢,牙齿再尖,斗到最后,还是输的,要死的,人也是一样”、“讲得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人生是一场梦”;他借姝华之口说:“秋天到了,人就像树叶一样,飘走了”;他还借小毛之口说:“所有人,全部是灰尘,有啥呢”,[3]无疑都含着浓浓的悲凉情绪。作者最后还借夜东京饭店重新开张将这悲凉纳入一种更为可悲的循环,一群又一群人,来来去去在生命的舞台上绽放瞬间的光华然后迅速幻灭,幻灭后又一批人登上同样的舞台然后又如此消逝,如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如此反观全文市井烟火气十足的酒局人情描写,繁华中便闯入一股更为深刻的悲凉之感——如果生命注定是一场终将消亡的悲剧,那么我们只能用无数的小欢乐来冲淡它的这份悲凉,但却并不能改变生命悲凉的本质。至此,悲凉情绪的三个层次得以形成:所有生命都终将消逝的无所遁逃的悲凉、悲凉更为可悲的循环以及通过短暂的欢乐对这种悲凉做出的无法扭转其本质的淡化。

参考文献:

[1]惠雁冰.《繁花》阐释的三度空间[J].中国文学批评,2017(3):118.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近代文学百题》编写组.《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之《狭邪小说与<海上花列传>》[C].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3]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3):67,18,416,360,149,393.

《《海上花列传》与《繁花》之比较研究》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19期 ,作者:蔡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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