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阴符经》真伪及年代考

杨亚博?

摘 要:考察相关记载,我们发现,褚遂良抄录《阴符经》一事疑点重重,其事有无尚不能确断,而对《阴符经》流传之版本比较后则发现,即便褚遂良抄录过《阴符经》,也不可能是现存的大字本,此帖真伪由此可定。另外,综合考察此《大字阴符经》版本出现的时间及相关文献记载,可发现是帖出现的时间极可能比南宋初题名褚遂良的另外两种《阴符经》更晚,其作伪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南宋,甚至有可能更晚。

关键词:大字阴符经;真伪;年代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9-0164-02

现存题为褚遂良所书的楷书墨迹《大字阴符经》,其真实性历来受人怀疑,围绕此问题,自民国以来已有多名专家学者论证。沈尹默先生认为此大字本《阴符经》为褚遂良真迹,并将书写的时间断在贞观十年(636)至贞观十五年(641)之间;王壮为先生将《大字阴符经》与《雁塔圣教序》相比较后,认为意态多合,实为褚遂良真迹;启功先生与前两位持相同论断。而徐无闻先生在对此帖的题跋及印章作了考证后,得出其为伪作的结论;李郁周先生则从书体风格和卷后题跋两方面出发,兼及卷上所钤印章以及流传状况,对《大字阴符经》作了系统地考察,力证其为伪作。此帖非褚遂良真迹几已成共识,作者同意徐、李二位先生的观点,以张其说,并针对其作伪年代,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阴符经文献与《大字阴符经》年代关系

作者以为,以阴符经文献作为判断《大字阴符经》真伪的一个依据时,需抓住几个关键问题,一、褚遂良所处时代是否已有《阴符经》文本;二、褚遂良是否抄录过《阴符经》;三、如果褚遂良抄写为实,是否接近于现存的大字墨迹本。

1.《阴符经》旧题黄帝撰,此说显然不可靠。由于不知作者何人,经文也未标明。不过,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欧阳询所编修的《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上”引有这样的话:“阴符经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1]”这应该是我们所见的最早关于《阴符经》的记载,仅此一条即可说明初唐时期确已有《阴符经》文传世,这是褚遂良可能书写过《阴符经》的前提。

2.关于褚遂良所书《阴符经》的记载不少。如宋代陈思的《宝刻丛编》卷十三录有越州石氏所刻的褚遂良小字阴符经和草书阴符经两种。宋代楼钥跋褚遂良书《阴符经》云:“凡见河南所书三本,其一草书,……书此时计四十五岁”[2]。又明代汪珂玉《珊瑚网》卷二十所收王弇州(王世贞)《褚登善阴符经跋》亦云:“阴符经古未有,自唐初褚河南先后奉命书百七十卷,……皆绝妙。[3]” 虽然这些传为褚遂良所写的《阴符经》真伪难辨,但历代如此多的人记述其事,褚遂良与《阴符经》的关系似已难以割裂。

然而,四库馆臣却别有看法,《四库提要》认为《阴符经》可能系李筌所伪托,而褚遂良所书《阴符经》不见于米芾及宣和内府的著录,忽然出现在明代文征明的刻帖中,其书真伪存疑,更不能据此以定《阴符经》文献之真伪[4]。《提要》此说实有问题,其一,若认为经文是李筌(玄宗时人,下文详及)伪托,则褚书《阴符经》之事更属无稽,何须再据以判定经文之真伪?其二,《提要》谓褚书《阴符经》直至明中叶才出现,则亦未详查,如前文所引,宋代楼钥、陈思等已有著录。此两点,近人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均已指出,先生用大量笔墨论证《阴符经》非李筌之伪作,其成书与北魏道士寇谦之有关。其中,论及欧、褚所书《阴符经》之事,余先生肯定其真实性。他认为楼钥、岳珂皆是博学精鉴之人,其识见有时甚至在米芾之上,若欧褚之书果伪,两人当不至为其所惑。另外,王羲之曾为道士写《黄庭经》,因此唐人善书者,多爱写道经,欧、褚写《阴符经》也属此类[5]。

实际上,余先生所论似仍有不足,作者以为尚有两疑点特须拈出。其一,按楼钥之说,褚遂良奉敕书《阴符经》三种,计有一百九十卷(即便按陈思、汪珂玉所记之两种算,也有一百七十卷)之多,如若真是奉敕所书,且有如此大规模的褚书真迹流传,何以有唐一代之文献竟只字不提,甚至南宋以前都不见著录,令人匪夷所思,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且其中的草书五十卷,至为可疑,褚遂良不善草书,世所共知,《宣和书谱》所收褚遂良几幅草书帖,俱是临右军书,从不见其自作草书。其二,褚遂良真迹,北宋时已不多见。《淳化阁帖》中所收仅三帖,即《潭府帖》《山河贴》和《家侄帖》,但前两帖又被黄伯思定为伪作[6],米芾生平所见褚书也不过数帖,且不全是真迹。真迹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又无今天这般发达的印刷术,楼钥等人是否见到过真迹尚难确知,这样一来,他们鉴定新出现的作品时所持的标准一旦脱离褚遂良书法原本的“轨迹”,则结论自然可想而知。这其中有一点至关重要,即书风鉴定不能等同于笔迹鉴定。古代伟大的书法家,其书风往往是多变的,同一时期的风貌尚不尽相同,不同时期的书风更可能相差悬殊。

因此,米芾鉴定前贤书作,也往往依靠文献记载、所钤印章、避讳等多方面证据。其实,托名褚遂良的道经,除《阴符经》外,还有《度人经》和《老子西升经》。前者,明末清初时仍可见到墨迹,吴其贞《书画记》记载有硬黄纸《度人经》一件,他认定为宋人书。《老子西升经》,宋时米芾已见,并定其为唐代经生所书。唐代以来学习褚书的经生不少,故不排除楼钥等人所见之褚书《阴符经》,可能是具有褚法的经生所为,在宋代刻帖盛行后,才广泛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若此假设成立,则褚遂良抄录《阴符经》之事尚需进一步检证,可惜史料不足,只好存疑。

3.如果褚遂良抄写过《阴符经》,则需知他所据何本,与今本《大字阴符经》是何关系。阴符经流传开来得益于唐代的李筌,李筌应该是唐玄宗时期的人。李筌著有《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说法使得经文广泛传开了,于是李筌被认为是最先发现《阴符经》之人,甚至有人认为此经即是李筌所作。欧阳询所引用的《阴符经》早已亡佚,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阴符经》的最早版本应该是李筌注本。自《阴符经》行世后 ,为其作注者日渐增多,据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记载,宋时便已有《阴符经》注本三十九部,共五十四卷,其传本也随之增多。李筌的《黄帝阴符经疏》中说:“演道章上一百五言”,“演法章中九十二言”,“演术下章一百三言”,共三百字,可是现存《经疏》传本字数却已远超四百字,我们详加分析后便可看出,在“我以时物文理哲”之后无李筌注疏,故可推断“我以时物文理哲”之后的经文当为后来人所增补。李筌时代的《阴符经》应该是三百字左右,现在传为褚遂良所书的《大字阴符经》除去署款与题名,尚有442字之多,褚遂良所处时期较李筌早一百年左右,经文反比李筌所见之《阴符经》多一百多字,且其分章方法有明显受到李筌注本影响,这是不现实的。

二、从《阴符经》脚注推测《大字阴符经》年代

据马艳超考证,现存的《阴符经》注本,较古的有三个。最早的是李筌注本,稍迟的有张果注本和题名为太公等七家注本。如果不细究经文之差别,仅依据经文起止和章节划分,则可将所有版本分为三种情况[7]。

第一,经文起于“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终于“昭昭乎进乎象”。以太公等七家《黄帝阴符经集注》、张果撰《黄帝阴符经注》为代表,全文不分章节。

第二,经文起于“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终于“我以时物文理哲”,全文分三章,以题名李筌撰《黄帝阴符经疏》为代表。

第三,经文起于“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终于“昭昭乎进乎象”,全文分三章。在经文起止上,受到张果注本和太公等七家注本《阴符经》的影响,章节划分则又受到李筌注本的影响。

题名欧阳询的《阴符经》和题名褚遂良的小字本,整体上接近于第一种情况,欧本除去题名有390字,褚书小字本除去题名有392字。而《大字阴符经》属于第三种情况,即受三种版本影响,计有经文442字,比欧本和小字本多了50字左右,此第三种情况的版本两宋都有。

三、小 结

如前所述,题名褚遂良的两种阴符经最早见于南宋初石邦哲所刻之《博古堂帖》(即越州石氏本),稍后的楼钥则见到三种,彼时上距褚遂良五百年左右,已令人颇感意外,而此《大字阴符经》更是名不见经传,迟至清末民国之时才横空出世,相较前两种更属可疑。从版本来看,属于第三种情况的大字本,最早可能出现的时间只能是两宋,然北宋时并无丝毫褚书《阴符经》的记载,则其出现时间尤应在前两种之后。极有可能是越州石氏刊刻的两种《阴符经》行世之后,加上楼钥、陈思等人的著录,褚遂良所书《阴符经》之事流传于世,其后才有此托名褚遂良的大字本,若如此,则此帖行世的时间上限在南宋,实际上有可能更晚。至于伪作之人,可从此帖内容上推求。比较其他版本,我们可以发现,经文的抄录上有两处明显的错误,一处本应是“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君子”与“小人”相对方可,帖中脱“小”字,另一处“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则脱后一“恩”字。由此观之,书者学问素养可能不高,或是经生一类的擅长褚法之人所为。

参考文献:

[1]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楼钥.攻媿集,丛书集成初编[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汪珂玉.珊瑚网,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6]黄伯思.东观余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7]马艳超.阴符经文献考[D].广西师范大学,2012.

[责任编辑:艾涓]

《《大字阴符经》真伪及年代考》来源:《今传媒》2016年9期 ,作者:杨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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