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民间叙事诗马五哥和尕豆妹修辞手法的程式分析

苏茜

摘 要:口头程式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古典学学者帕里及其弟子洛德所开创的一门通过类比验证和比较方法解决口头文学内部运作规律的理论典范,该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民间文学的重要理论,并促使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从文本走向田野、从集体走向个人、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的转变。本文主要结合口头程式理论,从口头方言助词、语气词等衬词、比兴手法及动词等修辞方面的程式化表达方式,对回族民间叙事诗《马五哥和尕豆妹》的艺术特征进行尝试性的分析与探索。

关键词:《马五哥和尕豆妹》;口头诗学;修辞手法

中图分类号:I2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8-0111-03

一、口头诗学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

在西方,民间文学始于18世纪,是“口头传承”的,最初属于民俗学范畴。长期以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的基本是紧紧抓住研究对象,由外向内、由书面文本的过程。早在18、19世纪,西方学者们便开始关注民俗学的首要问题:“什么是口头传承”及其“起源是什么”。主要有三种不同学派,即以赫德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学派,认为口头传承是一个民族的“档案馆”,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呈现;以安德鲁·兰和爱德华·B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学派,认为口头传承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是原始知识的再现;以麦克斯·缪勒为代表的太阳神话学派,认为口头传承是自原始的回声,神话时代以来的语言的疾病,而并非原始状态的遗存。关于口头传承起源的研究,始于由特奥多尔?本菲开创的流传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初期又演化出“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和“年代—地理假设”学派,并开创了历史地理比较法——沿着故事的传播地理图寻找发源点。这些不同的学派虽然路径不同,方法各异,但都为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不过,对于民间文学来说,这种研究依然属于一种外部的表层研究,还没有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本身。口头诗学理论是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和弟子阿尔伯特·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存在的口传史诗的演唱传统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创立的,是旨在研究口头诗歌特别是大型史诗的创编特征和运行规律理论。它不仅回答了口头传承是什么,它的结构、功能及运作机制等深层理论问题,而且集文本模式研究之大成,全面论证了口头诗歌文本背后的创作传统。20世纪后期以来,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开拓的领军人物是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约翰·迈尔斯·弗里,他不仅对口头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有突出贡献,而且采用跨传统的比较和对照研究方法,对口头理论、表演理论和民俗志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研究。同期,还有结构主义、象征—解释学、精神分析学、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的学术理论与流派也大都与这一理论有着内在或互补的关联。

在我国,最早对口头诗歌的记录是在先秦、两汉的史书和杂记中,但真正的学术关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北京大学发起“歌谣运动”,并在北大出版《歌谣选》,征集近世歌谣。他们将目光投向民间文学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钟敬文等一批著名学者开始对口头诗歌如《诗经》等作品中的即兴创作和文体形式的口头性等问题进行了挖掘和探讨,这类似于西方对荷马问题的争论。20世纪50年代,钟敬文、刘守华、段宝林、陈建宪、万建中等学者开始对口头文学的基本概念、特征、类型和价值等进行了研究和介绍。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借鉴苏联古典口头文学理论,主要探讨了口头文学与民间生活、人民群众的劳动及其智慧之间的密切联系。民间口头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丰富成果,如对著名故事表演家秦地女、黑尔甲、王惠等的调查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头文学研究被中国民族学界纳入到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研究之中。段宝林先生提出“立体描述”的方法,许钰先生的《口承故事论》等体现了他们要把故事讲述作为一个重要概念的民俗学研究思想。但是,“纵观中国民间故事讲述活动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与故事文本研究相比,故事讲述活动的研究似乎一直缺乏开阔的思路和多元的视角,而处于狭窄的、分割的状态”[1],“故事讲述主体和讲述行为的调查和研究则相对缓慢”[2]。当西方的口头文学已进入到了以“表演中的创作”为中心的研究阶段时,我国还将工作重心集中在搜集、整理、记录和出版等基础环节方面,研究工作更多放在对某个具体口头文学作品的研究层面上,缺少历时、共时的纵横联系与宏观的思考与构建,理论研究视野迟滞。近10年,民间文学研究进入新的转型期,口头文学要向深度挖掘,就要着力于口头诗歌内部发展规律的理论探求。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批史诗学者如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人,陆续从西方将口头传统研究理论及其方法论成果介绍、转化、应用到了本土,在国内引入了“口头诗学”这一跨学科研究,并在国内成立了“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口头文学研究的理论,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这些学者对帕里、洛德、弗里等具有代表性的口头诗学学者的理论著作进行了翻译、阐释和借鉴,对我国口头诗歌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口头程式理论包含有三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程式、主题及故事类型,它们构成了口头程式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口頭程式理论主要是阐释口头诗歌的概念以及用程式、主题进行创作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口头诗歌的一种创作理论。作为口头诗学,它立足于口头诗歌传统本身对西方古典诗学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反拨与颠覆,是对先后纳入口头传统研究视野的文本对象和研究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随着田野观察的发现和理论探究而不断得到的历史性的发展和拓展。

二、《马五哥和尕豆妹》口头程式分析

《马五哥和尕豆妹》是产生于河州(现在的临夏),在西北地区广为流传的一首回族民间叙事诗,是根据清朝末年发生在甘肃河州回族中的一个真实事件编唱的。故事主要讲述河州莫泥沟青年马五哥与尕豆妹相爱并私订终身。但为富不仁、欺压百姓的恶霸马七五看上了尕豆妹,于是将尕豆妹强娶给自己10岁的儿子尕西木,但依然相爱的尕豆妹与马五哥在泉边相遇,双方深夜在尕豆妹家相约,但不料惊醒了熟睡中的尕西木。为了不使事情败露﹐二人杀了尕西木。马七五串通官府﹐将马五和尕豆妹双双斩首。在口头程式理论中,程式是构成叙事单元的最小单位,任何一部恢弘的史诗本文都是由程式这一最小细胞构成的,它是指:“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常常用来表达一个基本观念的词组;它是具有重复性和稳定性的词组,可以使歌手在现场表演的压力下,仍能快速、流利地叙事。”[3]在这里,形成程式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程式或‘大词作为一个特定的单元,必须反复出现在口头文本中,为歌手的演唱提供便利条件。”[4]后来帕里又提出了“程式类型”和“程式系统”等概念。通过这些概念分析,帕里最终提出史诗是一种恪守程式的文体,“在非书面的情况下,诗人只有掌握程式化表达方式,才能创作它的诗,程式化的表达方式可以为之提供现成的诗句”[5]。

(一)口头方言、助词、语气词等衬词的程式化运用

回族的母语是汉语,《马五哥和尕豆妹》是用汉语方言演唱,不仅具有汉语言在音韵、节奏方面的特征,而且在遣词造句、词语选用、表达方式等方面有自己的独特特征。《马五哥和尕豆妹》的语言是河州方言,所具有的语言鲜活、生动、清新、质朴的特点。通过这些富有特色的方言反映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极为浓厚。比如:

晴天里站下一疙瘩云,有钱人长的虎狼心。

马七五把尕豆妹看上了,打发的媒人来回跑,

給尕西木娶亲是哄人的话,马七五想霸占这朵花。

人家的天来人家的地,尕豆妹哭死者不愿意。

人有钱儿势力大,尕豆家穷者没办法。

听见尕豆妹快出嫁,马五哥心里绾疙瘩。

尕豆妹硬给抬走了,马五阿哥的心灰了。

尕豆的心上绾疙瘩,千思万想的解不下。

女婿娃十岁我十六,我连你前世有啥仇?

进去个房门女婿娃尕,转过身子把眼泪擦。

左一把擦来右一把擦,眼泪里擦出个萝卜花。

婆婆问者哭的个啥?“眼睛里钻了个土渣渣”。

这段大量使用了方言、衬词,不仅使叙事诗的感情表达丰富,而且形象,还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诗句语句程式,再现了河州地区回族人民特殊的口头语言表达习惯和方言特色。“麻子哥”、“皮外里”、“死一达”、“绾疙瘩”等是西北地区特有的方言词语,“下”、“里”、“哈”、“了”等衬词运用也是河州方言中常见的表达方式,在诗句程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诗句程式的组成部分,一般根据方言同音、近音或双声叠韵的特点配合压韵,从而形成优美的旋律或和明快的节奏,读来朗朗上口。

(二)动词的选用

在《马五哥与尕豆妹》修辞程式化中最重要的是动词的选用。人物的外貌、内心及情感表达等都是靠选用生动、准确的动词来体现的。如:“马五哥把马驹儿拴下了,尕豆妹把水桶儿放下了。/日头撇西者下山了,俩个人抱住者哭酣了。/诉不完苦来叙不完情,手握手儿舍不得分。”可以说,动词是诗歌的灵魂,有了这些贴切的动词,整首作品就活了起来。动词的程式化运用,在整部作品中不仅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使整个故事妙趣横生,韵味无穷。

(三)比兴表现手法的程式化特征

比兴手法是我国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比,即“以比物比此物”;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情”。比兴手法通过比喻和起兴来表达情感,含蓄委婉,在文学领域应用广泛,因此流传至今。《马五哥和尕豆妹》在创作与传承过程中吸取了“花儿”就地取物进行比兴的传统技巧。诗歌大量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兴中有赋,赋中有兴,表现出明显的程式特征。首先,“修辞的方式和规律往往同人的认识活动、思想感情,以及想象、联想等心理活动相关联”[6]。《马五哥和尕豆妹》的比兴修辞表现出很多河州地区的民俗事物和社会现象。群众在创作中常常选取自己比较熟悉和感同身受的的景物来传情达意,比兴之物与民众共同的生活感受和体验相通,因此,诗歌中的意向和起兴之物,通过就地取材来巧构比兴,与西北回族自然环境、社会生活、风情民俗乃至心理意象都有密切的关系。如:“光绪七年怪年成,莫泥沟出了个大事情。”(感时入兴)“莫泥沟城里九道街,莫泥沟出了好人才。”(叙事入兴)“天上星星星对星,尕豆妹赛过穆桂英。”(景物入兴)“人家的天来人家的地,尕豆妹死活不愿意。”(把情入兴)“晴天里站下一疙瘩云,有钱人长的虎狼心。”(叙事入兴)“一片片青草万花儿开,尕豆妹是人堆里的好人才。”(景物入兴)“杀人的刀子接血的盆,快来救救尕豆妹的身。”(把情入兴)“星星”、“穆桂英”、“九道街”、“疙瘩云”,就是大家极其熟悉事象。其次,诗中句子全是比兴和押韵的完美结合,意象具有丰富意蕴,节奏严格而明确,如“星”与“英”、“盆”与“身”的押韵。“天上星星星对星,尕豆妹赛过穆桂英”与“阳洼山上羊吃草,马五哥好像杨宗保”不仅句式上相呼应,而且选用意象“穆桂英”和“杨宗保”都是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也是自由恋爱的典范。通过表现手法的运用,既表达出马五哥和尕豆妹二人坚定的爱情信念,又彰显了回汉民间文化的联系。总之,鲜明形象的比喻和生动妙趣的起兴,不仅让人驰骋想象,而且体现出民间叙事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总之,民间叙事诗《马五哥和尕豆妹》在创作、表演和传播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程式化的修辞手法,这不仅为作者提供了即兴创作的模式,又使歌词和诗句带有强烈的诗意韵味或者说是情感色彩,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并使读者共鸣。

参考文献:

〔1〕〔2〕祝秀丽.中国民间故事讲述活动研究史略[J].民俗研究,2003,(1).

〔3〕[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6.

〔4〕(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传统研究概述[J].民族文学研究,1997,(02).

〔5〕尹虎彬.史诗的诗学:口头程式理论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1996,(03).

〔6〕曲彦斌.民俗语言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回族民间叙事诗《马五哥和尕豆妹》修辞手法的程式分析》出自《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8期 ,作者:苏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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